鸡母珠中毒有得救吗?鸡母珠剧毒的急救方法

从这一文件从决策上讲，规定的都是立什么法，怎样立，为什么立的问题，而该文件也显然有将党在立法中的地位、功能明确下来的意图。

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式上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加器用现代化的经济社会主义。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争论正是亚非拉不发达国家到底选择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抉择之争。

为了避免每个个体对自身权利过多的追求以至于走向分裂，现代社会主义制度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都进行适当限制，使个体尽可能在社会中处于和谐状态。不能躲在中国特色的蜗牛壳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是在苏联作为正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背景下，对于国际社会质疑中国的改革开放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是一个有效的护身符，因为作为弱者的中国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护身符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与现代资本主义相比，现代社会主义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优势，这个优势不是指发展水平，而是指相同起点和资源禀赋的国家选择现代社会主义制度会更加稳定、发展更快和权利分配更加平等。然而，辛亥革命之后的种种乱局使有识之士认识到仅仅器用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还不足以完成现代化的使命，人的价值或者观念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根本所在。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例如，班上每个人都有一个苹果，我们说班上同学共同享有苹果。可以说，当时这批人的确有股创建北大学派的气象，他们的努力推动了法律社会学研究的第一波。

这就意味着每一个部门法专家，都是一个潜在的法律社会学家。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由于法学研究和教学在专业槽越挖越深的过程中，学科建制壁垒越来越高，形成画地为牢的格局。法律社会学在与部门法进行微观对话的过程中，有可能丧失与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进行宏观对话的机会。我刚才随手拈来的这些学者，都是北大法学院培养出来的，甚至不少在北大法学院执教。

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之后，伴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兴起，法律社会学研究迎来了第二波。如果说美国金融司法的公共政策导向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市场经济等，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金融司法过程中需要承担更大的公共政策职能，包括防止国有金融资产流失、完善金融法律规则体系、提升金融市场法治化程度以及服务与党和国家的金融政策等等。

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要秉持这些公共政策导向？这些独特的公共政策导向是通过何种机制进入最高人民法院的金融司法中？这就需要把最高人民法院放在中国的宪政秩序中理解，需要把我们的金融司法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去理解。这或许意味着法律社会学研究就需要从过往的法律与社会的研究，逐步转向法律与公共政策的研究。这无疑是著作中值得进一步挖掘的亮点。从1980年代中国法治重建开始，法律社会学首先作为一种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向在中国发展起来。

当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包括基层法院，都强调司法专业化和判决书写学理化的时候，司法改革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场灾难。托克维尔曾经认为，法律人应当抑制和抗衡民主时代的多数人暴政，那么顺着托克维尔的思路，谁来抑制和抗衡专业化时代的专家暴政呢？正是面对目前技术官僚统治时代日趋严重的专家暴政局面，苏力教授对所谓像法律人那样思考的批评，其实是对专家迷信的批评，从而希望我们日益专业化、部门法化的法律研究可以删文返质，返璞归真，回归到一些朴素的常识上来。也由于此，我鼓励黄韬博士修改其博士论文，甚至鼓励他将著作的标题改为现在这个样子。以至于大量部门法领域的学者虽然有兴趣对本领域的问题进行法律社会学研究，但苦于缺乏系统训练，只能依靠个人兴趣的摸索来完成这种训练。

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社会学第二波的主流思想非但未能成为各部门法学科共同的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反而构成了对部门法领域中全面国际接轨进程的批判。由此可见，在法律社会学运动第三波中，来自部门法学者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大大超越了法理专业中的法律社会学研究。

随着部门法的兴起，陈兴良在当时提出了著名的深挖专业槽口号，部门法开始走向了专业化道路。北京大学法学院乃是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大本营。

而法律社会学在处理规范问题时，需要从部门法领域的规范出发，但不是把法律规范理解为必须应当遵守的道德命令，而是理解为一项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而与此同时，在国家法与习惯法、本土资源以及送法下乡这些理论范式的影响下，乡土社会以及民间习惯法也成为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因此，他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只有变成美国联邦法院那样的上诉法院，才能真正成为公共政策法院。劳东燕对罪刑法定本土化问题的研究，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法律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于是，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扮演类似立法者角色的关注，要么集中在具有一般性规范意义的司法解释问题上，要么集中在法院的公报案例的非正式影响力以及由此后来发展出学界翘首以待的指导性案例制度上。但就整体而言，特别是和法律社会学运动的第二波相比，这一波的研究缺乏更大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关怀，变成了在研究问题对象化之后的专业操作，许多研究往往是用经验数据或田野故事包装出来的、千篇一律的学术工业品。

法理专业中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法院运作以及乡土社会的习惯法这两个领域中，而将这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的调解问题，似乎成为法律社会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点所在。可见，黄韬对金融司法和金融监管的研究，始终自觉不自觉地以美国的金融司法和金融监管模式作为参考框架，但正是作者的法律社会学立场使得他始终持一种同情理解的平和立场来展现两种模式的不同，避免采取意识形态化的简单立场。

虽然这种批判的指向有所不同，一部分人运用法律社会学工具来批判政法传统，从而希望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现代法治，而另一部分人则对西方法治本身展开批判，希望建立中国自己的法治传统。这个构想与其说建立在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的实证分析上，不如说建立在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想象之上。

相反，他基于一个朴素的想法，希望描述和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如何处理金融问题的。由此，法律社会学研究不仅需要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获得理论资源，更需要从政治哲学、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等学科中吸取理论营养。

可以说，北大法学院乃是推动中国法律社会学发展的源泉、摇篮和大本营。但另一方面，法理专业领域中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一旦将问题对象化在司法制度和乡村社会的习惯法这两个固定领域中，从一开始就丧失了对部门法中真正鲜活的法律问题的关注和把握能力，很容易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部门法领域之外的剩余范畴，丧失了与部门法问题进行对话的能力。法律社会学研究也不仅是对过往法律历史和法律现实的经验总结，更是对法律现实的批判乃至为构建良好法治秩序的宏观展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之所以出现这些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者在一开始对宏观理论问题的思考准备不足。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特别关注不同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博弈，以及维持这种博弈进程运行的制度环境和具体机制等等。

在这方面，作者也给出了诸多论述，比如在一开始作者就提到最高人民法院在金融司法中秉持的大局意识，而在结尾处，作者进一步指出，若按照美国标准，中国在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保护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司法失灵现象，但在中国的宪政制度框架中，司法失灵并没有严重的社会后果，因为中国的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主要不是通过司法机制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国家调动政治资源来实现的。因此，假如在各种法律专业、各种法学方法、各种法律传统提供的思维方式之上真的有什么法律人那样的思考方式，那恐怕就是法律社会学的思考方式了。

最近一些年来，法律社会学研究陷入了双重困局。我们真的有一种共同的法律人思维方式吗？大家要么是从部门法专业出发，强调民法思维、刑法思维、行政法思维或宪法思维等，要么是从研究方法出发，强调法教义学思维或法经济学思维，要么从中国法的移植源流出发，强调普通法思维或大陆法思维等。

法律社会学家不再是法理专业中的特产，而应当是整个法学界的产物。部门法学者比如陈兴良、姜明安、王亚新等人也参与其中，但此时部门法的专业壁垒已建立起来，法律社会学并没有成为法学界共享的方法。在黄韬看来，这两种金融司法模式之所以不同，恰恰在于金融司法中发挥的公共政策导向有所不同。在法律社会学运动的第二波中，北大法学院依然是法律社会学研究重镇，而苏力教授似乎也对北大学派这个说法情有独钟。

西部基层法院严重缺乏正规法官，案件大量积压久拖不决，法官规模不断扩张，判决说理远离百姓常识，普通百姓不堪诉讼负重。在刑法领域，白建军基于判例数据库对刑事定罪量刑问题进行严格的实证分析。

法律人建构的法律概念体系或法学理论体系，就像生长在社会土壤之中的大树，只有能够有效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从社会中汲取营养，才能茁壮成长，生生不息。一方面，法律社会学绝不能降低为一种分析方法或分析工具供各部门法普遍使用，而必须保持作为问题意识本身的活力以及由此追问而产生的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张力。

比如就波斯纳而言，必然要把法律社会学蜕变为一种法律经济学方法和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和立场，其结果可能丧失了法律社会学本来具有的问题意识：我们为什么要用法律来建构社会关系？我们试图用法律建构怎样的社会关系？究竟用我们想象的法律建构社会，还是要求我们的法律符合社会？怎样的法律才能建构我们所期望的社会生活？由此，法律社会学研究越来越趋向于对微观问题的分析，自然可能丧失了对宏观问题的把握。法律社会运动的第二波刚好与中国持续进行的大规模司法改革运动相呼应，法律社会研究也自然将司法改革作为研究对象，由此导致法律社会学研究趋向于对象化，即将法院或司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学术论文。